【篇一】中国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一、过去的模式（1978—1992年），是原始资本积累模式1、生产要素作用：对劳动力进行合理的配置，一部分人员从事家庭工业，一部分人员走出温州形成遍及全国的销售大军。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从耕地上转移出来，温州人坚持“自我改革、自求发展、自我投资、自我建设”的方针，采用简单的、分散的、以外延扩大为主的数量增长式的粗放型经济与温州手工业小城市的传统经济相结合，大力发展家庭工业；还有近10万农民跨出家门从事个体供销服务，他们常年奔波在全国各地，搜集市场信息，签订供货合同，采购温州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和机器设备等物资，推销温州产品，开拓新市场。
2、产业集群的作用：表现为精细的社会化分工和协作而形成的以“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为特色的块状经济。温州的企业在产业内部分工协作方面，体现了从供应商到客户的价值链的垂直协作形式。由于温州企业在发展初期的自有资金、人员、技术都较低，只能从事经过充分细分的产业链中的某一个环节的产品制造，促使产业价值链的分工非常细，形成“块状经济”。
3、温州文化及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温州的文化是瓯越文化，提倡经世致用，讲求事功，反对离开“功利”而言“道义”，主张“功利与仁义并存”，强调个性、个体和能力，表现为对富裕生活的追求，以及为拥有财富愿意付出艰苦的努力；企业家精神表现为艰苦创业精神，很少有企业进行分红，资金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
4、政府的作用：表现为对民营经济予以保护和扶持，明确个体私营经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经济。
二、现在的模式（1993—20xx年），是正在形成的模式，即产业提升模式
1、生产要素作用：是资金和技术的驱动，对厂房和设备的大量投资，引进了国际最先进的设备，技术水平随之提高，产业的规模和效益显著提高。经过十几年的积累，温州企业具有了资金优势。温州的企业将资金投资于建造现代化的厂房和引进国际先进的设备，设备的引进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工艺和管理，促进了企业技术、工艺水平的提高和管理手段的进步，从而保证了生产的标准化和质量的稳定提高。
2、产业集群与民间商会的作用：产业集群的作用表现为以低压电器、服装、鞋革、打火机和眼镜五大优势产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的雏形，相关的配套产业尚未具备产业优势，产业集群的外在规模经济性开始体现。民间行业商会作用体现在行业自律、拓展市场、协调关系等方面，促进了五大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行业自律工作：质量认证，质量检测，制订实施地方性行业技术标准，新产品维权，同行议价。拓展市场工作：举办展览会，组团参加国际展销会等。协调关系工作：协调企业与政府关系以及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
3、温州文化及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温州文化表现为富而思进，不小富即安。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强烈的学习精神及灵敏的市场反应速度，不断模仿国际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方式，不断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4、政府的作用：主要通过产业政策对优势产业进行引导，建立相关的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三、将来的模式是全球竞争与合作模式
1、生产要素作用：创立国际品牌和区域品牌，此阶段的竞争已经不是生产能力的竞争，而是产品附加价值的品牌竞争，只有具备更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才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结合温州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状况，应该塑造区域品牌在国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
2、产业集群和民间商会的作用：产业加工区的国际竞争力已经确立，五大优势产业成为世界加工中心，并建立了全球经营网络，相关配套产业也具备了产业优势，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现实显现，区域经济持续繁荣；民间商会在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起到促进作用。通过同业商会将企业组织起来，统一参加相关的活动，向国际推出“温州制造”概念，创立区域品牌。
3、温州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温州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变封闭为开放，开始与世界不同文化融合，表现为温州人不再仅仅是依靠温州人自己形成的网络，而是融入国际经营网络。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创新精神及成就欲，对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的不断创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
4、政府的作用：发挥市场规制的作用，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环境。
温州模式是资源约束性模式，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典型方式，与苏南模式和珠三角模式不同，是我国经济不发达地区如何从没有资源、交通不便、没有国家资金扶持、没有外资的投入，能够成功地从农业经济转型到工业经济的典型。四个关键驱动因素——生产要素的作用、产业集群及民间商会的作用、温州文化及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形成的温州经济发展的钻石模型具有普遍意义，对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篇二】中国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急剧扩散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本文探讨了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深层次结构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可能造成的冲击，认为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化进程可能呈现出现碎片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且内容更加广域化，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并更加注重安全因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应采取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为“保就业”，并努力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中长期应该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和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全球化;美元体系;全球经济治理
作者简介：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珠海市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陈煜，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在全球暴发并迅速传播，给世界造成巨大冲击。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其定性为“全球性大流行”，主要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陆续将其定性为史上罕见的公共危机。截至2020年4月2日北京时间0时，全球累计感染人数突破90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4.5万，整体趋势仍在迅速恶化。尽管疫情在中国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欧洲疫情拐点还未出现，美国也正处于暴发期，同时非洲、中南美洲等地区也开始出现疫病快速流行情况，有预计最终全球感染人数可能达到数百万。若这一预测成为现实，全球将遭遇超乎想象的社会经济挑战。
作为一场典型的外部冲击，疫情的全球扩散短期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剧烈冲击，全球资本金融市场随之发生剧烈动荡。3月9日至18日，美国股市在10天内接连四次触发熔断机制，连带十几个国家的股市或股指期货触发熔断机制。面对市场日益加剧的恐慌情绪，美联储(FRB，下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极限措施。当地时间3月27日，美国政府签署通过了高达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下同)领导人举行特别峰会后发表声明，将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资金。与此同时，主要国家间日趋严厉的边境封锁措施使得全球产业链的运行从供给和需求两端遭受“硬脱钩”，造成国际分工体系局部运转的“骤停”。目前，受疫情严重影响经济体的GDP占全球总量的80%，影响的供应链占全球的90%，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中心——供给中心中日韩、需求中心欧美和能源中心中东均遭受严重冲击。基于疫情对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各国际组织纷纷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1月8日疫情尚未全球扩散时，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0.2个百分点至2.5%，理由是贸易和投资的复苏慢于预期，债务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仍对经济增长构成风险;3月9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表示，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冲击可能使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降至2.5%以下;3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召开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FMC)紧急视频会议，表示全球卫生流行病已经转变成一场经济和金融危机，伴随着经济活动突然停滞，2020年全球产出将严重收缩。摩根大通银行的近期预测显示，2020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将陷入经济衰退。大部分学者、机构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经济衰退已经成为事实，担心陷入一年以上的严重经济萎缩。
关于这场疫病的扩散和控制程度及其对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情况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走向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影响金融系统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二次打击，最糟糕的时刻还远没有到来;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尽管本次疫情的暴发速度与波及范围前所未有，但目前断言世界会再次陷入经济大萧条还为时尚早。从影响上看，虽然本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超过中美贸易摩擦，但目前世界经济的持续动荡更多是由于外生冲击而非金融系统自身问题所致，各国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也与20世纪有很大区别。只要各国政府和企业采取的措施得当，虽然经济衰退无法避免，然而不可能出现当年的大萧条。
在人类共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面前，经济学家任何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都不应绝对化。目前，人们多用“灰犀牛遇见黑天鹅”来描述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世界经济宏观层面，在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或者说在缓慢衰退过程中突然遭遇到巨大的外部冲击;二是在世界经济的微观层面，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又遭遇到外生性中断，贸易保护主义不一定减少贸易量，主要是增加贸易成本或者出现更多的贸易转移，但此次疫情却导致大规模的交易中断;三是在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层面，正当主要大国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识破裂、导致全球化分裂的过程中，疫情冲击很有可能使得全球化市场出现碎片化发展的趋势。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疫情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分析中国在此过程中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二、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畅销书《地球是平的》的作者、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orenFriedman)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新冠肺炎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或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一样历史分期的起点，即B.C.(BeforeCorona)与A.C.(AfterCorona)。这种表述反映了人们对疫情影响的忧虑。本文将从世界经济增速、结构性变化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探讨疫情对世界经济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
(一)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
任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判断都必须基于全球疫情扩散与防控的情况来进行。疫情扩散与防控拖延的越久，其对世界增长的危害就越严重。参考各个国际组织不断修正的预测，基于疫情的全球扩散与防控情况，可以将世界经济增速的判断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如果全球疫情扩散在第二季度被控制住，世界经济增长将会在1%~2%之间，而且被阻碍或压制的需求会使得经济出现一波爆发式反弹;二是如果全球疫情的控制拖延至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在1%以下，甚至为零增长、负增长，但2021年经济反弹的可能性仍会存在;三是如果疫情扩散跨年度甚至更长时间，一场经济衰退无法避免，至于能否进入全球性大萧条，需视具体条件而定。总体上看，现阶段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五个。
第一，全球产业链突发性中断。主要国家之间越来越严格的隔离措施严重打击了以中间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运行，使得供给和需求两端陷入突发性中断状态。不仅是需求方不能及时复工、复产，供给方即便生产出产品也不得不堆放在仓库里或码头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半个世纪以来中间产品贸易所占比重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30%左右扩大到今天的约70%。因此，如果疫情继续扩散下去的话，全球产业链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和影响。
第二，全球贸易需求萎缩。由于现阶段疫情扩散严重的国家几乎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它们每年的货物进口额占到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30%，因疫情扩散与防控导致的需求锐减无疑会严重损害世界贸易的发展，近期全球范围内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均预示着国际贸易将出现严重萎缩：一是既有订单的“退单潮”开始大规模出现;二是主要粮食出口国开始禁止粮食出口，由此很可能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变化。疫情的全球扩散促使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发生改变，近期股票、石油、黄金等几乎所有资本品的价格都在下跌，而美元却在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只关注流动性而非价值，是比较典型的危机时期的心理特征。这种情况直接导致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以及本币汇率贬值。类似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向与规模在短期内急剧变化与波动，极易造成1997~1998年那样的新兴经济体货币金融危机的重演。
第四，各国庞大财政刺激政策的隐患有可能不断显现。面对汹涌而至的疫情及其导致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骤停，出于避免企业破产倒闭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需要，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以补贴、免税等为核心的财政刺激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无疑有助于缓解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但也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应对疫情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抗灾，这类政府支出往往是没有生产性或经济性的，倘若用力过猛，会损害后期政府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庞大的财政支出会加重主权债务负担，目前意大利、西班牙的疫情非常严重，按照疫情的发展势头未来这些南欧国家还将被迫有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由于欧元区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欧元区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央行能否为日益增加的主权债务融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主权债务状况，因而不能排除伴随着疫情扩散、经济停滞而使得部分南欧国家再度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第五，国际经济协调应对缓慢。疫情发生后先是欧美主要国家旁观中国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疫情的发展，2月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竟然称中国为“东亚病夫”，引发两国间严重的外交交涉;待疫情扩散至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后，主要国家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关于疫情起源等问题的争吵日益加剧，让世人对因经贸摩擦而日益紧张的两国关系是否会更加恶化充满忧虑。面临疫情扩散及其导致的经济停摆困境，原本需要全球共同行动、统一面对、共同协调的情况迟迟未能出现。直至3月26日G20首脑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并达成共识，与会各国强调应该采取全球行动以抗击疫情，并承诺“正在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以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的一部分，抵消大流行病对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影响”。
(二)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
大部分学者认为，此次全球疫情无论何时结束，都将会对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引发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1.FRB实施超级QE的原因与影响
美国在经济上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又是此次全球疫情的“核心”，再加上FRB作为当今“美元体系”的核心或全球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世界意义;此次FRB无底线的超级QE政策的实施，必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在迄今为止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FRB采取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举措挽救市场。从2月19日开始，美股累计暴跌近20%。期间，3月3日FRB宣布降息5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降至1.00%~1.25%;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股继续下跌。面对股票市场因疫情扩散导致的快速下跌以及市场恐慌情绪;3月15日FRB再度宣布降息至接近零利率水平(0~0.25%)，并启动了一项规模达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QE计划，其中购买国债至少5000亿美元，购买机构抵押支持债券(MBS)至少2000亿美元;3月17日，FRB启动多种短期流动性供给机制，包括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机制(PDCF)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等。这期间，3月9日至18日美股连续触发四次熔断机制;3月23日，FRB更是火力全开，宣布一系列新举措，包括开放式资产购买，并将建立新的计划来支持“信贷向雇主、消费者和企业的流动，该计划将共同提供高达3000亿美元的新融资”，同时，来自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的300亿美元将为该计划提供支持。此外，3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额为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几乎是2009年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8310亿美元的3倍。
FRB上述一系列措施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毫无底线，放手宽松;二是救市与经济刺激并举;三是其货币政策的财政补贴味道颇浓，实际上是开启了财政货币化进程。FRB动作如此之大，当然表面原因是出于疫情冲击下提振市场信心的需要，但其背后反映的则是美国经济基本面及其面临的主要风险。
第一，整体债务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家庭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得到较好的修复，而美国政府尤其是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则扩张迅速。因而，FRB所面对的市场流动性危机不是2008年那种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的传统的流动性危机。仅就金融市场表现来看，不仅市场隔夜回购利率(OvernightRepoRates)走势并未发生2008年那样的急速上升，反而由于FRB回购力度加大而出现下降，而且三个月期Libor/OIS息差(Libor-OISSpread)也远没有达到2008年的恶化程度，说明银行间的借贷意愿并未发生剧烈变化，金融市场发生美元流动性危机的证据不足;同时，近日美国非金融企业商业票据利差却急剧上升并已超过2008年危机时的高点，表明目前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2008年因金融机构杠杆破裂出现的流动性危机，而是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比较悲观。
第二，本轮长达11年的股票市场普涨很大程度上不是经济基本面良好所致，而是在较长时期低通胀条件下政府、企业及居民消费部门低成本融资，尤其是通过大量的杠杆融资实现资产负债表扩张的结果。在此过程中，3月6日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关于原油限产的谈判破裂导致国际油价狂跌，致使生产成本高达每桶40美元以上、用高杠杆推动起来的页岩油企业的高负债链条(目前负债本息高达9300亿美元)难以承受，由于石油不仅是能源产品，同时也是金融产品，资本市场对页岩油企业债券违约进而导致金融风险的忧虑急升。另一方面，其他非金融企业的管理层通过回购公司股票抬高每股盈利(EPS)进而增加分红，已经成为美国股票市场的正常现象。据统计，过去15年间，美国上市公司EPS年复合增速为11%，而企业利润复合增速为8%，表明在目前美股EPS增长当中公司回购股票的虚增贡献高达30%。而且整体上看，过去10年虽然美股涨幅超出2008年金融危机前高点3倍，但美国制造业产出水平仅比2007年底低2%，工业总产出在过去12年里总共才提升4%;更为重要的是，上市公司经营者与股东利益的高度一致，使得美国企业的创新投入大幅下降，企业研发支出占现金比重仅为11%，远低于用于股票回购所占的27%。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本轮扩张的基础脆弱，经不起任何较大风险的冲击。一旦市场出现转向下行的动能或压力加大，大量杠杆资金支撑的资产面临巨大赎回压力，结果一定是流动性短缺。
第三，服务业在美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高达80%，是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领域。服务业经营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就业比重高，遭遇危机时极易产生大规模失业;二是相对而言收入以现金为主，一旦现金流出现问题，其债权债务就会出现快速收缩，影响到大批供货商的财务指标。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截至3月21日当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多达328.3万，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300万人的失业，比2009年3月创造的66.5万人的历史记录高出近5倍。
总体而言，尽管2008年以来美国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伴随着清除有毒资产，目前看似比较稳健，但企业层面的债务增长过快，其资产负债表比较脆弱。据统计，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74%，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如果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随着消费下降、产业链中断等导致债务违约，将连带银行、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形成“企业财务问题——债务违约——金融机构风险”的恶性循环。事实上，美国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了危险的苗头。伴随着资本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四次熔断行情，已导致“牛熊通杀”的量化基金的业绩大跌，全球三大量化投资巨头文艺复兴(RenaissanceTechnologies)、TwoSigm和德卲(DeShaw)均出现严重亏损。业界表示，在如此波动的市场条件下，多空都很难做，预计今年量化投资基金亏损将达14%。
可以说，上述问题是FRB加大QE力度的根本原因。此番操作中，它绕过商业银行直接购买企业无担保商业票据，很大程度上并非为绕开“沃尔克规则”的限制挽救金融机构，而恰恰是为了向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以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针对FRB的超级QE，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近乎对立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FRB出手及时，对挽救因疫情冲击而备受打击的市场信心意义重大，3月26日FRB主席鲍威尔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NBCToday)节目采访时表示，FRB仍有政策空间，借贷方面的弹药还没有用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此次金融动荡与2008年时大为不同，个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债务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负债表恶化的主要不再是金融机构，而是企业，因而FRB如此大力度操作是用传统的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办法来拯救股市，无异于“用治疗感冒的药来治拉肚子”。实际上，针对疫情冲击导致的股市暴跌，FRB的紧急救助无疑是必要的，起码起到了安抚市场信心的作用。相较于1929~1933年大危机时FRB的毫无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FRB出手及时且功效显著，此后数年它又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充分的理论准备，此次超级QE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经验与理论的应用。然而，FRB的此番操作无疑会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
首先，FRB的资产负债表将急剧膨胀。在自3月18日开始的短短一周内，FRB已经购买了5870亿美元的债券，经过此番超级QE，FRB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扩张到5.2万亿美元，未来一两个月内如果FRB进一步购买或者宣布新的工具，其资产负债表很可能在6月前扩张至7万亿美元，预计所有救市行动过后其资产负债表可能飙升至近10万亿美元。
其次，FRB的政策工具选项依然很多，轻易不会实施负利率。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FRB曾经推出过许多政策工具，如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机制(AMLF)、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资产购买计划(CPP)、货币市场投资人融资(MMIFF)以及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融资(TALF)机制等。其中，只有CPFF在此番救市中再度启用，并创设了类似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机制(AMLF)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另一方面，未来FRB有可能参照日本央行的做法，购买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企业债券等，但短期内不太可能实施负利率，这不仅是因为欧洲、日本等央行已经是负利率，更主要的是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利。
最后，FRB的超级QE一定会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产生重大影响。此次美国推行的超级QE引发的两个问题更值得思考：一是本轮QE何时退出?2008年后FRB用了5年时间退出，考虑到疫情冲击的各种可能影响，恐怕此次“退出”需要更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将更加脱离，实体经济将更加趋向虚拟化发展，美国业已高度金融化的经济结构将更加稳固;相应地，其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也将更为严重，并对国际资本流动、产业链布局以及国际关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二是此轮超级QE对“美元体系”的影响究竟如何?换言之，疫情之后美元的国际地位将会发生何种变化?这将是影响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一旦度过流动性危机，FRB的超级QE政策客观上完全符合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MoneyTheory，MMT)，即只要政府有信用，完全可以靠发债来支撑经济运行且一直能够持续下去。如此，必将导致全球美元泛滥，带来各种资产价格的上升或价格剧烈波动，同时使得持有美国国债的主权国家遭受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美元很可能快速进入一个贬值周期，进而抬高其他货币汇率，或引发剧烈的汇率波动。但问题仍然在于，无论从各国综合实力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网络外部性等角度看，任何国家的货币都无法单独取代美元的地位。这种矛盾将会在疫情期间及其过后更加快速地得到积累，因而货币体系碎片化发展的进程很可能有所加快，区域货币合作将得到更为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尤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在“清迈倡议”(ChiangMaiInitiative，CMI)时隔20年之后再度开展合作，促进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深化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
2.疫情将加剧世界经济业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本次疫情对于各国而言，是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企业则是非周期性的突发外在冲击。总体而言，疫情对于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是典型的外生变量。而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外因一定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因此，关于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影响的判断不应再以某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周期，或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来观察，而是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视角进行深入分析，由此方能更为清楚地看出此次疫情为何可能成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加速器。总体来看，历经近四十年的发展，世界经济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中心—外围”结构使得主要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创的地理空间革命走到了尽头。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加入WTO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全球范围内可以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上都被吸纳完毕，全球经济竞争系统在平面的地理空间上的布局已经完成，难以再有可开拓的新疆域;在此过程中，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通过经济金融化发展开辟了立体的空间意义上的新竞争系统——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并获取了该领域的绝对竞争优势。由是，世界经济的发展结构由单一的“地理—实体经济空间”转向了与“电子—金融经济空间”相交织的立体结构。这一过程对美国而言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内是经济高度金融化，拥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金融服务业，对外则是“美元体系”的全球拓展与运行。随之，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双重“中心—外围”结构：一重是高度金融化发展的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中产阶层破产，导致剧烈的社会政治危机;另一重则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国家”与其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组成的“贸易国家”之间的分化。在上述两个方面作用下，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开始，所有全球性经济危机都不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由货币金融危机引发的。相应地，主要国家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走上了一条僵化的不归路：基本上都是用“救市”的方式来金融化处理问题，通过印钞、货币放水的方法借新债换旧债，经济恢复基本上都是靠宽松货币政策修整长期存在的问题，但诸如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问题却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这种形势下，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大体上是通过货币放水“救市”来延缓问题，没有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没有新兴产业的拉动，只有业已成熟的实体经济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产业链的不断延长、深化来带动，也就是靠着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动力勉强拉动世界经济实现3%以下的增长(2010~2011年及2017年除外)。这是疫情有可能成为压倒已经脆弱不堪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那棵稻草，甚至重创世界经济的原因。由于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政策空间基本耗尽，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漫长的经济复苏之后，疫情冲击很可能使其走上一个较长周期的衰退。
第二，现阶段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规则不再统一，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中美贸易争端的加剧、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以及发达国家之间更高标准的新贸易规则的谈判等等，表明世界经济第一、二大经济体之间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共识发生了严重破裂;另一方面是在此过程中，微观层面的产业链出现脱节或者中断的动向，“去中国化”进程日益明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疫情全球扩散导致的各国相互间封锁边境、中断人员交往等行动，使得二战以来不断趋于深化发展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疫情的全球扩散不仅使得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被“硬脱钩”，就连抗疫急需的卫生防疫用品、医疗器械等的生产与供应也出现中断，无法满足全球激增的需求，甚至出现了各国相互争夺医疗资源的现象。这些都表明，以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着脆弱性。
(三)疫情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
过去数十年，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发展动力，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扩大、环境恶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以及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等，亟需全球治理体系予以积极应对。然而，在此次疫情暴发和扩散的过程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遭到冲击。
第一，中美两国间的裂痕在扩大，各领域的分歧在增多。疫情的发生与扩散，本应是中美两国间开展大国协调与合作，比如医疗信息沟通、疫苗共同研发以及确保全球产业链运行稳定等的良好时机，然而迄今为止的两国关系不仅未能向着协调、合作的方向发展，反而使得双方的分歧或对立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华尔街日报》关于“东亚病夫”的侮辱性标题、特朗普总统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发言，以及双方互驱新闻记者等诸多情况表明，疫情发展到今天，中美关系并未向着弥合分歧的方向发展。这种状态若继续发展下去，显然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更不利于今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建。
第二，疫情发生和全球扩散后，G7、G20等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行动迟缓，传统的协调机能几乎失灵，直至3月26日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才在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倡议下召开。在此次G20特别峰会召开前，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全球20位顶尖学者发表联名公开信，指出疫情使得“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相关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两次人为灾难和大萧条之后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如果我们不能力挽狂澜，将会受到历史的严厉审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G20特别峰会上表明了中国积极推进全球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以及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大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支持力度，并积极扩大开放，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贡献的立场。然而，美国却担忧中国借疫情之际通过对外医疗、经济等援助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
第三，疫情发生和全球扩散以来，世界各国除了相互封锁边境、控制人员流动以外，还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各自为政、甚至各扫门前雪的政策措施，甚至出现了许多扣留他国医疗资源的情况。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及时控制，各种资源的匮乏将使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粹主义势力趋于强劲，加之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和可能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促使一些国家为减少外部风险而采取降低对外依赖程度、自给自足的策略，国际经济合作将随之受到严重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疫情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并促使全球经济治理有可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出现如下四个重要变化：
首先，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有可能进一步缩小，相互间矛盾、摩擦有可能继续增多。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差异，疫情之后美国股市缩水严重是大概率事件，而中国实体经济占比相对较高，若复工、复产及时且经济政策有效，两国在GDP核算上的差距可能会加速缩小;另一方面，超级QE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将加快促使中国GDP的“被动”上升。理论上讲，大国间经济力量的加速变化往往不利于国际协调或全球治理的顺利开展。如何理性、冷静地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世界经济发展与稳定、全球治理体系能否完善的重大问题。
其次，相应地，主要大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全球化分裂”即关于经济全球化共识的破裂会更加严重，很有可能出现全球化进程的碎片化、多层次化或多元化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将重新抬头或走向深化。
再次，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治理内容将更加广域化。疫情的发生与全球扩散表明，伴随着全球人口增多、资源能源稀缺的状况将有所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衡会更加严重，各类突发性自然灾害也日益增多，因而全球治理的赤字化更加明显，而且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已经不足以覆盖全球问题，卫生防疫、公共管理以及社会管理等诸多问题都亟需主要国家之间加强沟通与协调，并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
最后，跨国公司层面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由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冲击，传统的劳动成本优势等东道国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产业链调整或重构过程中的地位将会有所下降，鉴于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表现，跨国公司将更加注重其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性，一方面会将部分产业链条本土化，另一方面将更加重视包括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情绪等在内的国际政治因素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总之，疫情是对全球化的一场突然的压力测试，它暴露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及其影响是短暂的，疫情过后就会缓解，有些则是持久性的，甚至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但无论如何，就目前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发展所暴露出的这些问题而言，期望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甚至实现快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
三、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一)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疫情对中国同样是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且这种冲击是在中国经济内部经历“三期叠加”、外部经历中美贸易争端的关键时期发生的，其影响不可低估。但对此不应过分悲观，应当看到，重大挑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机遇。一方面，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这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增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另一方面，3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防疫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伴随着中国率先进入复工、复产阶段，疫情得到控制后被抑制的个人消费需求可能会有较大反弹，这些都将增强经济增长的信心，对“后疫情时期”的世界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综上所述，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策略都要考虑疫情全球扩散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第一，抗疫可能从“歼灭战”转为“持久战”。国内“抗疫”仍旧存在着部分病例愈后复阳、无症状感染者增多以及外部病例输入的风险，因而依旧需要在疫病防治、公共卫生管理、信息透明、社会管理以及心理疏导、安抚等方面做大量细致的持久性工作。
第二，经济政策的目标与重心面临重大调整。目前，全国经济工作重心正在从抗击疫情转到“保增长”“稳就业”，但仍然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迄今为止国内各界关于疫情对经济影响及其对策的思考主要集中于抗疫和复工、复产这两个阶段，而对因世界经济形势可能恶化造成的反向冲击即萧条或危机阶段重视不足;二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一直是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此次疫情虽然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但现实情况却是同强调“增长速度”或“保增长”相比，“稳就业”的形势与需求更加重要。这是关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相应地，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也需从偏重国有企业转变为更进一步地全面扶持、支持中小企业。
第三，防止因疫情暴发加快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与美国产业结构以文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主不同，中国当下的产业结构是以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在此次疫情中均易发生产业链断裂，疫情持续越久，影响越严峻。产业链跨越国界具有全球性，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尤其是欧美疫情仍在梯次发展情况下复工的成本较大，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企业运营成本上升，而且即使部分省市实现复工、复产，亦会受制于周边地区的外溢影响而承担额外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在全球产业链中断后的重构过程中，跨国公司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还将更加重视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潮流等安全因素。因此，不能因中国国内产业体系健全、市场广大、消费能力强而忽视疫情过后部分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去中国化”风险。
第四，如何处理好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该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多，但总体而言目前尤为迫切的主要有四个：一是如何增强国际信任或者说互信?这不仅是国际形象的问题，也是涉及投资环境的重要问题，国际互信的核心不是怎样去“说”，更重要的是怎样去“做”;中国应在认真总结自身抗疫经验和教训的同时也要客观看待其他国家抗疫的政策措施，要认识到各国抗疫模式都是符合各自国情的选择，没有高低之分，提倡相互学习、团结合作，否则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或过度反应。二是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不能将中美关系简单地看作“你输我赢”的二元选择，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中国未来、世界未来的重大问题。三是如何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协调?这不仅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也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通过国际舞台的集体行动逻辑平等地与美国进行对话、实现双边约束平衡的问题。四是如何量力而行地开展对外援助?中国应基于人道主义而非提升中国形象与国际地位的功利主义目的去开展对外援助，而且对外援助特别是对外医疗援助要有针对性地慎重实施，一方面应针对真正需要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对外援助与疫情发生后对国内弱势群体救助之间的平衡。
上述四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基本走向，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迎来并把握住战略机遇。
(二)近期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
2020年1~3月，中国经济经历了两轮巨大冲击：第一轮是停工停产，消费、投资急剧缩减;第二轮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批取消的状况，不仅复工、复产面临巨大压力，本年度出口也将面临重大挑战，总体上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表现均不乐观。我们认为，目前思考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时首先应立足于两个视角：一是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可能长度与程度，二是世界经济可能遭受冲击的长度与程度。目前，国内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是这两轮冲击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但现实情况是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尚处在第一阶段，也就是救灾和救市的阶段，后面第二阶段主要是全球范围内的复工和复产，然而倘若疫情扩散长期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第三个阶段即反危机阶段。实事求是地讲，现在我们对第三个阶段的认识不够充分。一旦疫病全球扩散时间过长，导致全球需求极大萎缩，就会形成更为严重的反向冲击，再加上疫病的“逆向输入”“二次复发”等风险，必须对第三阶段的冲击做好思想与政策上的足够准备。如果第一阶段用于救灾的政策支出发力过猛，这种没有生产性的政策措施不仅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会过早地耗尽宏观经济政策的资源空间。而且，前两个阶段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各国独立实施，后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则需要高强度和高频度的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因此，中国必须以更为深重的危机意识、更长远的底线思维和更为宏大的全球化视野，着眼于疫情冲击的三个阶段予以应对。
具体而言，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可以分为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
1.短期内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调整和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至“保就业”。如何应对剧烈的外部冲击，经济政策上并无固定的良药，关键是根据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即主要的政策重心(对象)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面对如此猛烈的疫情冲击以及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尤其是疫情导致的失业率急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不再应该是“保增长”，而是“保就业”。“保增长”意味着只要速度上去了，其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保就业”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企业减免税费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那些因疫情而陷入破产状态的实体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予以更多财政支持，对那些因疫情而陷入失业、贫困状态的人群予以补贴、救助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针对疫情冲击的第一、第二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鉴于中国现阶段资本市场比较稳定以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状态，货币政策应适度宽松，不宜采取欧美国家那般激进的宽松政策，进而为有可能出现的第三阶段留有宽裕的政策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政策上确保广大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疫情冲击下的企业倒闭与竞争性倒闭不同，后者会有大批新兴企业崛起、加入竞争过程，而前者倒闭就是死掉，很少可以再生。因而，如何确保对就业具有巨大贡献率的民营中小企业活下去，是“保就业”政策的核心之一。为此，应该认真反思前一阶段的“国进民退”政策并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第二，全力确保主要跨国公司在中国产业链的稳定。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将呈现出先供应端、后需求端的顺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以及欧美主要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受到该地区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首先是产业链的需求端即中国的进口供应链遭受中断，其中风险最大的行业有汽车、机械设备、发动机类、化工产业、医药行业、航空航天等。这些领域的复工、复产应得到全力确保，以便随时可以为疫情过后域外生产能力的重启做好准备。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国际市场需求端下滑冲击的准备。
2.中长期内注重扩大内需、扩大金融业开放和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第一，消费拉动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国是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高峰期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的，出口与投资自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然而此次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巨大，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高于以往任何时期，伴随着中国人均GDP的不断提升，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是必然之举。2月21日政治局会议曾对投资着墨甚多，但仅仅一个月后3月27日政治局会议则更加侧重消费，寄期望于内需拉动的信息强烈。今后，投资的重心也不应再是确保经济增速，而是促进消费，最近被大力提倡的“新基建”的重心并非应该是传统基础设施甚至仅仅是5G等现代通信设施建设，而是应关注超大城市群的建设。通过超大城市群的建设，不仅发挥交通、通信等新老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更有包括农民工安置、户口等相关制度的调整与改革，即通过新型城市化进程加快扩张内需。
第二，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坚决落实2019年7月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方针，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吸纳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金融业的开放与发展同制造业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它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更高，对产权保护、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与水平的高低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不仅仅有利于吸引外资、稳住外资，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有利。实际上，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产业链重构，都需要中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这应是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迄今为止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较大的不同之处。
第三，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努力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更加主动地拥抱世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协调，同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疫情及其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处理好中美关系，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可控。按照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救市”行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是有利的。因而一方面，中国应利用疫情及其带来的冲击努力降低双方“贸易战”的规模与程度，另一方面不做任何可能“对冲”美国货币政策或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事情，更不能做出抛售美国国债、主动与美国“脱钩”的行为。其次，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进合作尤其是开展疫情通报、信息交流与全球公共卫生体制合作，并将其纳入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当中，尽力发挥G20的集体行动逻辑，争取与美国进行更多的集体博弈。最后，疫情过后的世界经济很可能出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及其风险，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巨大压力，全球化的碎片化发展将促使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增强在产业链、货币金融、能源保障以及公共卫生防疫等领域的合作。因此，中国应大力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并积极探讨加入现今由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机制，为自身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协调建立牢固的立足点。
【篇三】中国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9.8%，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二、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从交通运输看，建国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7.4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2.4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1.1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5.0倍，年均增长2.6%；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0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148.6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航空方面，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412.1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1.1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据央行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293.5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68.24万亿元，同比增长6.3%；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6.95万亿元，同比增长1.7%；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18.33万亿元，同比增长9.4%。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历经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七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228元，是1978年的211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6亿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
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在我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化程度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涉及到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分配问题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不断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将更为波澜壮阔，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经济建设是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经受挫折和曲折深刻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得出来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对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改革开放是动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成为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贯穿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四）社会稳定是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动乱、民心不稳的环境中谈搞经济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将是徒劳的。建国以来，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时代形势缓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契机，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以经济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千方百计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大势，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人民群众是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加广泛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
【篇四】中国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抗“疫”期间，党中央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秦岭深处陕西省柞水县金米村，考察柞水木耳产业扶贫状况，指出电商在乡村振兴中可以大有作为。4月21日，人民日报直播间上线8万多包、12.2吨柞水木耳，瞬间售罄。疫情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影响，却始终朝前迈进。
危机中育生机
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尤其是中小企业。抗疫期间，西贝餐饮业两万员工待业;海底捞停业20多天，损失近10个亿。餐饮、旅游、酒店、交通、民航、物流、教育培训、制造业等行业受到的冲击尤甚。
服务业遭遇重创后成功转型，线上经济、线上办公、线上教育兴起。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透露，截至5月8日，全国有1454所高校开展在线教学，参加在线学习的大学生共计1775万人、23亿人次。线上餐饮外卖、线上云会展纷纷推出。5月7日，上海贸促会与阿里巴巴共同建设“云展平台”，各汽车厂商纷纷在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新款汽车。
线上经济的火爆，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的助力。2020年3月份，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国家发改委就“新基建”作正式阐释：一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信息基础设施;二是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创新基础设施。
新基建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引擎点和增长点。相关人士预计，今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将达到3.1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11%。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工信部将加大力度推进5G网络建设，预计今年将新建5G基站超过50万个。上海出台方案提出，到2022年上海建设100家以上无人工厂、无人生产线、无人车间，建设20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带动15万家企业落户云上平台。
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新基建”顺势而为助力制造业全方位智能升级。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并提出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三个关键词：“创造”“质量”和“品牌”。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新基建给传统制造业装上智慧大脑和智能中枢，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信息化程度。
挑战中有底蕴
第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强大。在政策层面，疫情下能够迅速动员组织，制度优势突出。从武汉的暂时“封城”，到调动各方人员与物资驰援湖北;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快速建立，到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及县市，以及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对于疫情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说，“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国家治理能力背后是国家发展理念和国家制度体系。针对中美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他不认为政体的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有任何联系。国家能力是关键。这无疑暗指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制度没有关系，就像是否定一个学霸的养成与他的学习方式没有关系。
第二，中国底蕴深厚。首先，体现在全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在产业分布广度方面，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自主生产从衣食住行到航空航天、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一切工业产品，可满足民生、军事、基建和科研等一切领域的需要。2015—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始终保持在26%以上，2018年达到28.25%，接近美、日、德三国总和。
其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初显成效。中国品牌腾飞：神舟飞船飞出“中国高度”，蛟龙潜海成就“中国深度”，中国高铁跑出“中国速度”，北斗导航展现“中国精度”。这些国家名片在推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造福世界。创新能力方面，华为在世界5G领域一骑绝尘，领先世界，引发世界科技霸主美国的觊觎排挤。
再次，人口庞大，市场潜力大。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巨大购买力，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有力引擎，也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增长动力和活力之源。市场和顾客是企业的生命线，稳定的收入才有稳定的市场。据美联储的统计，美国40%家庭存款不足400美元。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储蓄率在37%-42%之间。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14亿人不仅是市场规模巨大的消费人口，更是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孵化基地。
最后，城镇化的发展效应。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消费的升级是内需拉动的潜在力量。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据交通运输部估算，2020年需要返城的农民工数量在3亿人。
曲折中向光明
展望未来，对中国光明前途的信心来自两个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顺民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天助，共同打造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双循环。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疫情防控期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人民主体性和主人翁精神，保生命、保民生，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疫情防控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力以赴救治每一个患者。全国14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指挥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成功阻截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保护了14亿人民的生命健康，从而最大程度保护了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和技术人才，保护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力军。中国经济虽然在疫情期间短暂停滞，但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后，中国的劳动大军、人才大军、工程师大军可以迅速投入工作岗位，恢复生产。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体现在“六稳”“六保”。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聚焦“六稳”“六保”工作，“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稳岗就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支持农民就近就业创业，“扩大以工代赈规模”，稳外贸，保产业链供应链，“增订单稳岗位保就业”……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中国经济双向发力，一方面维护底线，进行兜底操作;另一方面高处引领，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新的就业领域，支持“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加大“两新一重”建设，加大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力。同时要保粮食能源安全、保基层运转。“六稳”“六保”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
第二，“一带一路”等多种组织搭建团结合作共赢发展的新平台。中华民族向来憧憬“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抱守“和谐万邦，合和世界”的文化精神，奉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处事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疫情发生后，中国更是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和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集中阐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等观点，向世界各国无偿分享抗击疫情的经验和做法，并向有需求的国家派驻防控疫情专家小组，为疫情困扰中的各国输送源源不断的医疗防护物资。
【篇五】中国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刻地阐释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认为讲话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实践定调。习近平将改革开放定在一个非常高的历史地位。改革开放40年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处于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相同的历史地位。事实上，这与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的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一脉相承、前后呼应。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站起来，因为在此之后，中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中国人民站起来，改革开放的40年则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8843美元，已接近发达国家10000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准。所以说，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是可以跟建党建国相提并论的重大的历史性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
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习近平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是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变得更好、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更成功、人民的获得感更高更强。
同时，习近平也全面地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正是正确地把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在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跟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在实现的路径上坚持试点先行与全面推进相呼应。对外开放4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全面开放。在这三个阶段的每一步开放措施中，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试点先行，然后全面推进的做法。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先摸着石头过河，等到一定程度之后，加以顶层设计，统筹兼顾。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
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迈上新的伟大征程。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动摇。”这个指示既高屋建瓴、又高度自信有底气。这对中国如何改革做出了方向性的战略指导，也可以说是这次报告的点睛之笔、精髓所在。
习近平讲到，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从根本上来讲，未来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人口老龄化、国际外需疲软、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因此，在新时代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充分挖掘制度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并通过扩大开放市场规模降低贸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
今后的对外开放该怎么改?党的十九大已经做出了方向性的规划。今后中国的开放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开放。今后的开放中，应该改革丰富我们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在我看来，不应该把出口的主要目的国过于集中在美国和欧盟，而宜扩大到其他包括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同时也应该扩大对金砖五国中的出口。同时，积极推进中国自贸区的建设。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地区全面经济合作伙伴的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宜有所侧重，由于中国跟东盟十国经贸联系比较紧密，应该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做好与陆上丝绸之路在产能方面的合作。
再次，在对内改革方面，应着力于区域经济建设，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带动辐射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最重要的两个区域性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金融、产业、科技为一体的新型湾区。而雄安新区应该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高端服务业为主的新型智慧城市群。
中国改革开放：惠及本国及世界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及：“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事实的确如此。中国40年的发展成就是靠自己砥砺奋进的努力中获得的。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加入WTO后在贸易全球化中占了很大的便宜。对此，我认为这是十分片面的观点，因为中国加入WTO不只给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好处，更多的是给全世界的人民，特别给是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带来了更低的物价，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加入WTO对世界做出了贡献，其实比给自身带来的好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第二，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经过这40年的改革开放也为发展中国家如何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一个工业体系高度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的中等收入国家做出一个模仿的、典范的例子。中国的许多经验，甚至是以前走过的弯路都值得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当然，更多的中国成功的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用自己的努力探索出一条人类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迈向发达国家行列的一条光辉的道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学习。
第三，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情况下，中国积极主动正面地推进贸易全球化，倡导减少贸易顺差扩大进口，推进深度的全面开放。这些都有大量铁的事实来推进贸易全球化。所以，习近平所强调的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或者口头上，而是真正大力地付诸了行动。中国以自己对贸易全球化的贡献对构建“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大同世界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第四，中国在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表彰大会上，有外国人士出现在100位改革先锋当中。这说明中国努力推进贸易全球化，中国的发展不是闭关锁国的发展，而是一个高度开放、海纳百川的发展。中国不仅本国国民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也是许多外国投资者的乐园。这些从中国的投资数据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现在成为全球第二大东道国。外商对华的投资占到了全球对外投资的8.5%以上，这说明，中国的开放不仅惠及本国人民，同时也惠及了全球其他国家的人民。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可以在新时代里进一步地推动改革开放，创造更伟大的中国奇迹，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